纪录片重生观后感汇总（一览表）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由国防大学和中共陕西省委联合出品、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5集纪录片《重生》，6月17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国防大学领导及部分专家学者，全国各地新闻媒体记者一同观看了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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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该纪录片分五集，每集约50分钟，分别从“使命”“火种”“抉择”“淬炼”“缔造”五个方面，通过史诗般的拍摄手法，以情景再现的形式，该片通过勾勒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国际国内局势的风云变幻，还原了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决策、重要事件，从“南湖红船到八一枪声”“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抗日烽火到建国大业”等多个维度，再现我党在绝境中凭借信念和精神的力量，获得重生的艰难历程，生动展现了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思想精神狂飙突进，革命救亡风起云涌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深度挖掘了我党浴火重生的深层原因。

该片超越了历史，揭示了中国前途命运的出路和抉择，同时还超越了时空，让看似天壤之别却面临关键时刻的不同历史时空，在时隔几十年后对话，为观众呈现了蕴含其中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

与会领导和专家反映，该纪录片是一部主题鲜明、导向正确的精神大片，是一部重温历史、审视当下的国史教材，同时也是一部立意高远、面向未来的党史大片。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观看后称其史料丰厚，撼人心扉，体现了国防大学对重大历史题材的敏锐感知和责任意识，也是继纪录片《苦难辉煌》《抗大，抗大》之后，该校推出的又一部反映党史、军史和革命史方面的扛鼎之作。

“这是今天对昨天的回忆，是长河对源头的追寻，是未来对历史的叩问。”发布会上，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饱含深情地表示，推出《重生》纪录片，不仅仅出于纪念和重温历史的目的，更要为当下提供经验，提供警醒，找到久违的崇高，见识信仰的力量。同时，借助国家台公开播映此片，必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认清发展大势，汇聚起民族复兴磅礴力量。

该片汇集了国内军史专家和一流的纪录片创作力量，同时邀请美剧《纸牌屋》第三季摄影指导、掌机和《女子监狱》《新闻编辑室》灯光指导参与这一历史纪录片的拍摄。该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单位联合摄制，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独家发行。该片将于7月1日播出。（罗金沐李颖）

徐肖冰为什么会和摄影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改编成影片并于今日正式上映，从书本走向荧屏，斯诺及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近年来一直是各大高校考研真题的常客，今天阿匠专门开设一个专题版块来聊聊这位传奇记者的故事。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是第一个来到陕北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写《毛泽东自传》的作家，是第一个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传遍世界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陪同毛泽东观礼中国国庆庆典的外国记者。

1928年，埃德加·斯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埃德加·斯诺即来远东采访，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助编，后又任英美各大报纸的常驻记者，前后七年，采访过当时经历天灾人祸的旧中国人民的苦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才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位于中国版图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一项现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长征。这一历时长达两年多的征途接近尾声时，斯诺才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红军。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只有斯诺如愿以偿。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其实早在1932年，他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

1934年，斯诺在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5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的执著终于迎来了机会！“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不过，“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斯诺要在这样的境况下做出详实的报道，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然而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陕北苏区考察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也是斯诺记者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36年6月，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相，斯诺从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斯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抗日战争。

陕甘宁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了这位登门造访的美国朋友，还赠送给他一套灰色红军军装。此后斯诺就一直穿着这套红军军装进行了四个月的采访，拍摄了三十卷照片，其中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毛泽东在陕北》摄影作品，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

在陕北苏区访问考察的近4个月时间里，斯诺成功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中的关键人物，最终采访的成果汇集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1937年在美国出版，之后更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以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在陕甘宁边区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为素材，记录与农民、战士、知识分子的对话及感触，真实地展现了红区革命生活的全景。并比较准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目的、性质、动力及其必然性，给外部世界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方面概况。

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主要报道了中国红军长征这一壮举，其中“大渡河英雄”是画龙点睛之笔。斯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红军战士强渡大渡河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以饱含情感的笔触把中国红军的英勇和胜利后的喜悦之情描写出来。斯诺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和红军战士在一起的日子，他接触了很多普通的士兵，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宣传的红军部队；他们不是“土匪流寇”、“不法分子”，而是一群受过正规训练的具有热爱祖国和家乡的英勇战士。

在斯诺看来, 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是亲如一家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 为家庭、土地而战斗；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脸上没有一丝哀愁。个人的喜怒哀乐成了一个集体的喜怒哀乐，在消除了人与人间的差别后他们忘却了个人的存在，而与他人同在患难之中。

《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单行本1937年10月在伦敦面世，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个月间连续印行5版，发行10万册以上，获得了轰动性的传播，该书第一次以外国人的视角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革命运动史，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作家拉奇曼概括这本书的意义说：“《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

毛泽东也曾评价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我们情况、介绍我们党政策的书。”正是斯诺这种探索和报道, 如划破黎明的曙光一样，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面貌，也极大地鼓舞带动了之后像海伦·斯诺、卡尔森上校等一批外国青年对红色中国的探寻。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得知详情的斯诺无比痛心和愤怒，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此举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斯诺在中国的采访权利被剥夺。就这样，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依然留在中国。”

回国后的新闻活动

正如他临行前讲的一样，他在回国之后，依然积极地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四处奔走为中国抗战募捐资金。由于长期遭受美国反共势力和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迫害，斯诺不得不于1959年举家迁居瑞士。然而时空的变迁并没有减弱斯诺传播中国的激情，他仍然在为介绍和解释中国的真实情况忙碌着。

1962年初，斯诺出版了1961年访华后写的《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红色中国》），此书被称为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斯诺第二部伟大‘特稿’”，此书发行了德、法、日、意、以色列、瑞士等多种文字版本，再一次在国际上掀起了“中国风”。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于位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旧居旁。如今，斯诺的墓静静地矗立在他曾执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遗孀露易丝·维勒·斯诺在《斯诺的中国》一书中写道，“斯诺给我留下遗嘱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样。我还希望有一部分留在哈德逊河边，在这里，哈德逊河汇入大西洋流向欧洲和其他人类的彼岸。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我结识了几乎每一片大陆上杰出的人们’”。

除了埃德加·斯诺以外，抗战时期还有一些著名的外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正是这些外国记者，利用各种途径走向抗日最前线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追寻中共足迹过程中探究中国革命的真相。他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从不同视角将清贫而廉洁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始终奋战在民族解放第一线的人民军队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1929年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并赴各地进行采访。希特勒上台后， 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1934年史沫特莱再次来华。1936年冬，她到达西安，准备去延安。恰逢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无线电台将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鹊起。

抗战期间，她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报道。同时，她在国际上积极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史沫特莱十分关注中国革命，撰写了《中国的战歌》《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作品，在中国青年中影响很大。她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主要记录了朱德60岁以前的革命历程），影响深远。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联邦记者詹姆斯·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人，著名的新闻记者。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倾向社会主义。20世纪30年代，因获得英国西塞尔·罗得斯奖学金到燕京大学进修中国政治，与埃德加·斯诺夫妇交好。西安事变爆发后，贝特兰受邀对有关情况进行了采访，并打破新闻封锁，与当时正在西安的史沫特莱一起在西安无线电台通过英文把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外传播。

与此同时，他搜集了大量有关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1937年在英国出版。该书1938年在美国出版，时改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1939年在中国出版时由上海译报图书部印行的中译本名为《中国的新生———西安事变的真实记录》。正是他，传播出中国人民的心声，红军是农民的军队，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记者，一生先后六次来到中国。她在美国各大报纸如实报道了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同时，她高度关注延安的“红色理论”，通过纽约《亚美》杂志，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向世界推介，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待斯特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经她报道后被广泛传播。

为延安拍摄了影像片的瑞士记者博斯哈德

瓦尔特·博斯哈德，瑞士人，1931年来华，他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的欧洲记者。在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帮助下，1938年4月，他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斯蒂尔跟随一支美国物资运输大队到达陕西。与其他外国记者相比，博斯哈德不仅是位优秀的文字记者，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

在延安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照片， 还将从西安到延安沿途所见所闻拍摄制成视频资料， 留下了长达21分49秒的黑白无声纪录片。其中，既有毛泽东走出窑洞的画面， 也有抗大女生唱歌、边区百姓吃饼、士兵操练等场景。这段纪录片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影像片，为研究延安时期的中共，积累了非常宝贵而又鲜为人知的新闻素材。

究竟谁能代表中国精神

徐肖冰(1916-2009)，他是杰出的摄影家和摄影组织工作者。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投身革命，在枪林弹雨中拍摄创作，他以自己的功绩在中国摄影界长享盛名。

凝固瞬间成就永恒

徐肖冰

(1916-2009)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要想拍下这些真正表现战斗的镜头，就要深入前线。我拍摄的时候，亲眼看到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头，壮烈牺牲。这就是战争，很残酷，但你也要记录。——徐肖冰

文 改编自《透过硝烟的镜头》（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 年）

徐肖冰1916年出生于浙江桐乡。1932年，为维持生计，16岁的徐肖冰来到上海追随舅父。徐肖冰舅父当时在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做发行员，在他舅父的保荐下，徐肖冰开始在天一影片公司照相科做学徒。在这里，他学会了配药水、印照片、放大、修花点、修底版等暗房技术。后来，因为和演员田方一起去抓了一次蛐蛐儿，就被老板开除了。

之后，徐肖冰进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二厂。他在吴蔚云、杨霁明、吴印咸三位电影人的指点下，学习电影技术。但是不久，明星影片公司二厂因拍摄《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进步影片而被迫关闭。1937年，徐肖冰随吴印咸离开上海，受聘于山西太原的西北电影公司。正当拍摄电影《塞外风云》时，卢沟桥响起了枪声，日军飞机不分昼夜地对太原进行轰炸，电影工作由此中断。

在这种情况下，徐肖冰向公司提出，他想带小型摄影机到前线去拍一些抗战的纪录片。得到公司的支持后，徐肖冰与上海《大公报》的记者俞创硕远赴前线。一路上，他见到阎锡山的部队溃败下来，路边都是伤兵，一位原本想记录中国人抗战历史的热血青年，脑子里想的是部队在前线如何英勇地抵抗日本侵略军，结果一路碰到的都是败兵，溃不成军。他这才意识到：“我们拍这些东西没有用啊！”

幸而在太原，徐肖冰住的地方离八路军办事处很近，他就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参加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觉得他是从事电影工作的，现在是抗战时期，拍电影、拍照片，条件都不具备。他却说：“没有条件我也参加八路军。”决心下定，徐肖冰几乎整天都往办事处跑，因此，他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也出了名，直到有一天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他终于梦想成真。

在去延安的时候，徐肖冰身上除了从西北电影公司借来的电影机，还有吴印咸赠送给他的一台照相机。1937年冬，徐肖冰初到延安。在后方政治部宣传科报到后，他就背着照相机去各种集会、机关拍照。不久，他就接到了任务，组织上要他去为回国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等人拍照。

那是1937年11月，当他赶到飞机场的时候人还很少，不一会儿，毛泽东、林伯渠、博古等领导人也都到了机场。结果，他却因为是新面孔而遭到美国著名外科医生马海德的“盘问”，因此他错过了拍照的好时机。

1938年的下半年，徐肖冰参加了抗大4大队第3期学员班学习，为期半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让他一生受益无穷。学习结束后，他听从组织安排，来到由八路军政治部领导并组建的电影团报到。从袁牧之和吴印咸来到延安后，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电影团。电影团初创时，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参加过长征的李肃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仝林和魏起。全团中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和他是搞过电影的。

电影团成立后就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39年9月，徐肖冰随电影团来到冀中平原，先后在雄县、霸县等地区的游击队中活动了两个月。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很熟悉，就靠着民兵的引导沿着合适的路线前进，或者把敌人引入包围圈，或者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电影团到达了晋西北根据地后，时任一二〇师师长的贺龙，从有限的战马中拨出几匹送给了电影团，并派队伍保护电影团穿越日军设在晋西北与晋察冀两个根据地之间的封锁线。

过了晋西北，电影团来到冀中平原，结果赶上百年不遇的水灾，形势严峻。从安全出发，所有人只能在晚上蹚水行军。为防止人员失散和发生意外情况，大家都用捆扎裤腿的绑带一个个地串连起来，队伍从第一个起，一直串连到最后一个。

当时，徐肖冰需要拍一些八路军的便衣游击队搞侦察的镜头，就到井陉地区去拍摄。八路军把他带到一个维持会长家里，那时候很多维持会长表面上替日本人当傀儡，实际上为八路军办事。为了不暴露身份，维持会长给他找了一件长衫穿上，胸口补了一个良民证，又找了一个有很多口袋的钱褡子，把摄影机装在里面，伪装成像是装了好多干粮一样。就这样，在八面玲珑的维持会长的帮助下，徐肖冰蒙混了敌人据点的多重哨兵，拍摄了许多电影画面。

在这一时期，因条件艰苦，徐肖冰一个人一台机器，没有像现在这么齐全的设备，甚至连灯光、反光板都没有。每次拍人物时，得靠窗户定位，既要考虑到光线，又要表现出指挥作战的场面：诸如打电话、看地图等。为了真实地体现出那种特定气氛，他还得做些导演工作，因为只有一台机器，所以摆在什么位置，用什么角度拍，都要事先考虑清楚，做到胸有成竹。即使是这样，有些时候，拍一次不能成功，就要重复再拍。一个动作拍一个角度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拍一次。邓小平的工作习惯讲究自然，不喜欢做作，而且还要节省时间。为了尽可能地把镜头拍得美一些，徐肖冰摆过来、摆过去，总觉得不满意。刚开始拍的时候，邓小平很拘谨，拍着拍着他就烦了，他大声说：“把我们平常工作的场面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重复得太多，表演得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嘛！”幸亏当时有刘伯承圆场，他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不过，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儿，要不，我们这些人本来就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还有谁敢看我们？自然而然，其实不然。”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对于徐肖冰而言，百团大战时，攻打榆社是最让他忘不了的。百团大战初期，他在陈赓的三八六旅。陈赓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比较幽默，好开玩笑，除了彭德怀，谁的玩笑都敢开。他对徐肖冰等人的拍摄也非常关心，经常让战士帮忙拿东西、扛器材。百团大战开始后，陈赓负责榆社城的主攻任务。榆社是日军各据点转运粮草弹药的主要枢纽之一，在这里设置了堡垒群，并将周围修成绝壁，设置数道铁丝网，火力配置十分严密。日军视之固若金汤。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陈赓和参谋长周希汉决定乘夜近敌作战。战争非常残酷，整整打了三天，日军飞机掩护、放毒气，什么招都使了。要拍到这些真正表现战斗的镜头，就要深入战斗前线。

徐肖冰在拍摄的时候，曾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脑袋，壮烈牺牲。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在战斗中，徐肖冰几次跟随战士冲锋，战士一个手榴弹甩过去，他就想冲到前面去拍摄，想拍下敌人被炸的真实场面，可是他刚冲过去，就被战士拉了回来。战士对他吼道：“你不要命了！敌人会把你脑袋打碎的！”于是他就只好在后面找缝隙拍敌人的惨相。他真正遇到的危险，倒是在这场战斗结束后。因为拍摄时间太长了，他就想稍微眯一会儿。谁知在不远的地方，战士们在清点缴获的一门大炮时，不小心拉动了炮栓，没想到炮筒里的一发炮弹滑膛而出，落到他身边不远处爆炸了。不知过了多久，他被大家从泥土里扒出来。等他稍微反应过来后，就举起相机，继续拍照，可脑袋还是晕的，眼也发花看不清楚，等照片冲出来一看，都是虚的。

在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时，八路军总部在这部纪录片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时，朱德有一匹很威风的大洋马，是晋察冀军队在同日寇的一次激战中缴获来的。徐肖冰看到这匹大洋马，觉得与朱德的威武气质很相配，就想，如果能为朱德拍一张骑在马上的照片，效果肯定会很好。于是，他就瞅准机会跟朱德的秘书潘开文说了这个想法，没想到经潘开文一说，朱老总欣然同意了。于是他如愿拍了《朱德在太行山》这幅照片。照片冲洗出来后，他就拿给朱老总看，朱老总看了连声称赞说：“好是好，就是把我拍得太漂亮了，其实你看我哪里有照片上漂亮？”这句话把在场的很多人都逗乐了。

这张照片发表了很多次，新中国成立后还印在了邮票上，流传甚广，也是人们认识朱德形象的一个侧面。这张照片也成为史沫特莱写的《朱德传记》的封面。但那匹马朱德其实是不骑的，因为过去骑的国产马多走小碎步，人可以坐得很稳，而日本马走起来一颠一颠的，人在上面也跟着一颠一颠的，很不习惯。而且，这匹马太高，要搬个凳子才能跨上马背。不过大家都很喜欢这匹深灰色的马，1940年朱德从太行回延安时，还把这匹马带回了延安。

另一幅著名照片《彭德怀在前线》是徐肖冰在百团大战期间拍摄的。百团大战中，关家垴战役非常惨烈，八路军连续一个多月的袭击，让日军损兵折将，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毁灭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来，日军袭击了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这个兵工厂对缺枪少弹的八路军来说，实在是命根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彭德怀怒不可遏，对部队下了一定要消灭敌人的死命令。日军占据了关家垴地区高地的有利地形，用数挺机关枪和投掷弹封锁了一条通往垴顶的不足一米宽的窄路。攻击部队只有封锁火力对敌压制，一点点向前挪动。当时敌人就驻扎在对面的山上，距八路军关家垴指挥部很近，八路军砍了一些树枝作为掩护。当时，彭德怀在距日军控制的关家垴垴顶不足500米的地方，对日军阵地作近距离地观察。敌人的炮弹不时打过来，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劝彭德怀趴在壕沟里观察，但是他不管那一套，就坐在壕沟边上，拿着望远镜向远处看。彭德怀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就像一头发怒的豹子，因为随时可能出现敌情，他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在这种环境里，根本没有可能让彭德怀做个动作、摆个姿势。徐肖冰紧跟着彭德怀，瞅准机会就忙按快门。当彭德怀足抵壕沿，手拿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日军阵地时，他拍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彭德怀是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他的形象一出现，就让人感到非常大气，有气魄。徐肖冰自己对这张照片也很满意。

遗憾的是，《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纪录片的胶片后来送到苏联去洗印，由于苏德战争，莫斯科的电影机构都撤到大后方，最后也没能做成一部片子，绝大部分底片在战火中散失了，只有一些照片幸存下来。

徐肖冰再回延安是1941年夏。在这段时期，他依然以拍照片居多。在这里，他邂逅了自己的人生伴侣侯波。当时，候波就读于延安女子大学。1942年，他们在电影团所在的清凉山下的窑洞里结了婚，结婚照片由吴印咸拍摄，那一年徐肖冰26岁。这一时期，电影团的任务是记录八路军在延安的一切重要活动。三五九旅向南泥湾进军后，徐肖冰和摄影队长吴印咸就先后三次来到南泥湾，拍摄战士们开荒的场面

在革命根据地电影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最重要组成部分

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罗健夫、邓稼先等。

1、雷锋

雷锋（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原名雷正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共产主义战士。

1954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5月，雷锋作为全团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2年2月19日，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

雷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是指以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基本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革命精神。它影响了后来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2017年5月，军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显示，新组建的陆军第79集团军隶属于北部战区陆军，同时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也已隶属于陆军第79集团军。

2、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1970年11月15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祖籍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羌白镇焦家村），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油田石油工人。

王进喜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随后成为一名石油工人，因用自己身体制伏井喷而家喻户晓。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因胃癌医治无效不幸病逝，终年47岁。

3、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原兰考县委书记，干部楷模，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

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之为“焦裕禄精神”。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1954年8月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1964年因肝癌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4、罗健夫

罗健夫，1965年，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随后投入新中国科研建设事业中，为中国科研事业做了伟大贡献。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1982年因病去逝，享年47岁。

他平日酷爱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以书中主人公保尔为榜样，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利害，从不表现自己，多次自动放弃评聘高级职称和提升干部的机会，颁发奖金分文不受，被同事誉为“中国式保尔”。

1982年全国不少报刊连续报道其生平事迹。1983年，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5、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精神

在革命根据地电影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延安电影团。

1938年8月18日，延安电影团在中共支持下成立，它的诞生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新闻纪录电影。

延安电影团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了电影团的团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李肃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我国最早的人民电影事业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编导），著名电影摄影师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仓林和魏起。全团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和徐肖冰3个人是搞过电影的。

当年8月，袁牧之从香港购得了摄影机、洗印机、放映机等全套十六毫米摄影器材及数万米胶片，又动员了战前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和明星公司曾与他合作过的摄影师吴印咸从上海来参加工作。时值荷兰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来中国拍摄纪录片，由于受到阻挠，无法到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去进行拍摄，约里斯遂决定将自己带来的埃摩摄影机和胶片转交给袁牧之等，由其带至延安继续从事拍摄工作。在中共的安排下，刚从上海到武汉的吴印咸坐着出租汽车到约定好的马路边接受了约里斯的摄影机和胶片。

1938年10月1日，延安电影团在陕西省黄帝陵，拍摄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延安的8年中，延安电影团忠实地记录了延安活跃的政治文化生活和党中央的重要活动以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先后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电影资料。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解放战争的逐渐深入，这支不断壮大的新闻纪录电影队伍紧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记录下了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这一悲壮的诗篇。1942年，拍摄的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于1943年2月4日在延安首次献映，成为当时纪录片中的佳作，在人民电影的历史上写下了鲜亮的一笔。

1939年秋，“延安电影团”放映队成立。当时放映的除“延安电影团”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以外，大部分是从前苏联运来的35毫米故事片。如《列宁在十月》、《祖国女儿》等。与此同时，新四军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也摄制了一些新闻片，较有影响的是进步文艺工作者薛伯青1945年摄制的《彭雪枫师长追悼会》、《新四军骑兵团》，1946年摄制的《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等。

1953年7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它的前身就是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的中央新影成为中国唯一的摄制新闻纪录片的专业制片厂，出版《新闻剪报》，半个多世纪以来，向社会推出了5000余部新闻纪录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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