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饮流斋说瓷》

2019年1月6日新年迎春拍重头戏拍卖中，一件“清乾隆 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以1.495亿人民币天价落锤！！！！

此件拍品制作工艺极其复杂，为清代最著名的御窑督陶唐英最为巧夺天空的瓷器之一，是为乾隆御窑重器。乾隆时期社会稳定，国库充盈，宫廷制作器物愈加装饰繁缛，以体现盛世承平之象。就瓷器而言，前期烧制青花追求明代永宣两朝气度，而后逐渐转向细腻、绵密的画风，彩瓷与颜色釉也有同样趋势，而保有一种摹古的敬意之作，其存世数量相当稀少，故宫收藏一件同样的瓷瓶，与此拍品当为一对。此件艺术品设计方面巧妙典雅，造工精湛无比，此件作品也为清代唐英作督造。尤为难得的是其历经近一世纪的变迁，依然完好无缺。

本器呈六方形，撇口，长颈，折肩弧腹，圈足外撇作台阶状，器形端正大气。通体施粉青釉，釉面浮雕装饰，口沿一周饰如意云头纹；颈部雕垂直蕉叶纹，长短相间，参差互衬；肩部刻交泰纹一圈，足部环饰简化夔龙纹，有序而富意趣。腹部六面均以缠枝花卉纹为饰，空白位置镂空，镂孔布满器身，错落有致。每面上部为单朵盛放缠枝莲，其下为银莲花，娇姿婀娜，周围卷草花叶呈环状蔓延，拱托花朵使之更为鲜活显眼。透过玲珑镂孔可见内置一瓶，其上满绘青花缠枝莲纹，与外部瓶身纹饰主体相似但有别，内外腹部之间通透，而肩及颈部相连，瓶口共享，颇见工艺。底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工整大气。

此瓶镂空部位仿明式建筑中窗棂之神韵设计，繁丽精巧本为一景，而透过此景更见远方韵致。本品乍观清新馥雅，细察顿觉内有乾坤，摒弃所见即所现之直观明了，两层纹饰互为依托，相辅相成，给予观者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引人一探究竟，妄得其真谛，观其愈久，愈发爱不释手。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清朝第六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政治方面成绩斐然，在延续前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成就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繁荣时代——康乾盛世。

十全老人不仅为天下之事挂心，文学艺术方面造诣亦非凡。在位六十年间曾外出巡幸多达一百五十余次，为宫廷发掘才艺高超人士，或将各特色艺术元素带回宫中。而乾隆对宫廷内陈置器物多作评议并提供意见与建议。更是被作为当朝审美的风向标，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文件》记载，清高宗极其关注内廷各种活计的成做情形，匠役多承旨而作，事先得画样呈览，获准后才可制作，若不满意则多次修改画样……故此，乾隆为宫廷陈置所做贡献少有人可与之匹敌，其品位至高从此中可窥见一斑。

瓷器在清宫装饰中堪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乾隆在位期间，他的审美理念与个人偏好之所以能够通过器物表现得淋漓尽致，与当时的督陶官唐英有着极为重要且紧密的关系。

唐英(1682-1756年)，清代陶瓷艺术家，能文善画，兼书法篆刻且又精通制瓷。雍正六年（1728年）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在职将近30年，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烧制瓷器。由他主持烧制的瓷器无不精美，深受两朝皇帝的赏识，因此，乾隆年间的官窑也被人们称为“唐窑”。乾隆八年，唐英奉旨编成了《陶冶图编次》(即《陶冶图说》)，其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瓷器生产的二十项流程，是我国有关陶瓷工艺过程的第一部系统著作。其在任期间，下定决心“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来精进技艺，并在乾隆的监督与设计下多次“照新样呈进”。创烧出七十多种颜色釉，以及转心瓶、交泰瓶、套瓶等各种巧夺天工的新奇瓷器，不但亲自参与官窑作品的设计与制作，还创烧出可观的文人自用器。“陶人”唐英的制陶造诣生动呈现，他将清宫至美凝固于瓷器之上，今人方才有幸一览往昔峥嵘。

本品来源清晰，传承有序，最早由俄罗斯Rudolf Sterz 所藏，后由其家族递藏，此后于1984年在纽约苏富比上拍，之后被张宗宪先生收入麾下，后由台湾鸿禧美术馆收藏，于2005年在香港苏富比上拍，终被北美十面灵璧山居主人以4492万元港币拍下收藏。此件拍品曾被诸名家所珍爱，以传奇之势流转传承，十三年间久别拍场，今日现世唤龙引凤，重燃经典。

粉青釉为龙泉窑首创，釉色青绿淡雅，釉质光泽柔和，在光线较足时，呈现出如玉般的润泽感和油脂感，并在油脂感中显现出淡淡的天青色；在光线较弱时，呈现出如雨后般的天之青色，其天青色极为自然，天青色中略带淡淡的玉润光泽。粉青釉为生坯挂胎，胎中带灰，入窑经过1180-1230摄氏度高温还原焰烧制而成。由于石灰碱釉高温下粘度较大，即高温下不易流釉，因此釉层可施得厚，使器物的釉色通过适当的温度和还原气氛达到柔和淡雅的玉质感。

粉青釉的釉层中含有大量的小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它们使进入釉层的光线发生强烈散射，从而在外观上形成一种和普通玻璃釉完全不一样的艺术效果。乾隆一朝尚古，精美的粉青釉色“青如天，面如玉”。这件清乾隆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整体釉色通透，呈现出微微淡绿色的视觉效果，是难得一见的粉青釉精品之作。

陶瓷浮雕技术创始于唐代，当时国力昌盛的唐朝影响世界，各国使节纷纷来朝拜。而瓷器发展到乾隆一代，更加推崇工艺之繁琐，制作精美细密。这件瓷瓶上部运用浅浮雕工艺进行装饰，精美至极。

这件瓷瓶大部运用镂空的装饰手法，镂空绘缠枝花卉纹，有“生生不息”之意，寓意吉庆。缠枝纹是以藤蔓卷草经提炼变化而成，委婉多姿，富有动感，优美生动。整体外壁大面积镂空，图案设计精致复杂，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近代流落过程当中能完好无损的保存至今。

而这件瓷瓶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其精美的镂空套瓶设计。镂空套瓶并非乾隆朝所创，早在南宋时期官窑就已经烧制，其历史可谓久矣。从出土的南宋官窑器物观察，瓶体内有中空立柱与瓶颈相接，以防烧制时出现剧烈变形。元代时期龙泉窑也烧造同类器物，瓶内立柱已不在设置，可见烧造技术完全娴熟。清宫藏有元代龙泉窑镂空胆瓶。而这一件镂空套瓶，集大成于一身，视线透过镂空，隐约得看青花内嵌，美轮美奂。

2005年5月2日，“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以港币4492万元成交，创清代瓷器拍卖当时的世界纪录。十三年间久别拍场，今日现世唤龙引凤，身价倍增，再现天价记录.可喜可贺!

无款官窑的身份认同

文物原属：清宫御用陈设观赏瓷器，原为圆明园收藏。

文物现状：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2000年5月2日，由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兼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的努力下，从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2094.7万港元，被北京市文物公司竞得。现收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

清朝的瓷器有什么标志？

无款官窑的身份认同

无款官窑的身份认同近日，无款官窑瓷器的呼声渐高，特别是当翰海春拍中一件无款的清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以2408万元高价成交之后。对于瓷器来说，2408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瓷器的最高拍卖成交价是中国嘉德2006年春拍中，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创下的5280万元；其次是中国嘉德2007年春拍中清雍正绿地粉彩描金镂空花卉纹香炉拍出的2643万元；再次，便是这件清乾隆粉霁蓝描金花卉大瓶的2408万元。

一件无款瓷器能有位居中国内地瓷器成交“探花”的身价，人们不禁要问：款识究竟意味着什么？无款为什么？

　无款并非致命

　对于这件大瓶的优势，各路专家几乎异口同声：“一看就是乾隆官窑，符合乾隆时期大件儿官窑瓷器的基本特征。”

该瓶颈形细长，瓶口外撇，六瓣瓜棱腹，肥短圈足。颈部及圈足以霁蓝描金装饰，每瓣瓜棱框格中绘有不同花卉，包括牡丹、芙蓉、梅花、菊花、红白石榴及莲花，尽显18世纪宫廷花卉写实风格。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喜好在御制官窑瓷器烧造典雅花卉植物主题，尤其乾隆皇帝更加钟情于厚实油质的彩绘色料，下旨选取花卉图样，常将两种不同主题花卉绘于同一构图。此种华丽的绘画风格，迄乾隆晚期成为绝响，不复出现。

同时，乾隆皇帝喜欢烧造大型瓷器，本件粉彩霁蓝描金大瓶身高64.7厘米，在近20年内地市场上出现的官窑粉彩中是数一数二的。且造型规整端庄，吻合乾隆时期御窑厂大型瓷器的特征，也体现出乾隆时期烧造大件器物的高超技艺。加上设色丰富雅致、图案华贵娇艳，流光溢彩，尽显皇家气韵，确为乾隆官窑名品无疑。

据介绍，这件大瓶原本陈供在圆明园，是两件一对的。圆明园浩劫之际流出，其中一件由Grandider带出中国，后捐赠法国吉闰博物馆（MuseumGuimer,FrenchNuseumOFAsianArt）,现茂于该馆；本件同时散出，辗转流入美国芝加哥，本为著名收藏家BillLittle旧藏。流传有绪也成为该器虽然无款，却仍然备受追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件漂漂亮亮的重器被漂漂亮亮地拍走，若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就是那无款的现实和关于无款原因的猜测。

原因众说纷纭

　据美国费尔德博物馆长何翠媚介绍，目前能与该器相比拟的同类大瓶有两件：藏于北京市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大瓶和藏于台北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八方瓶。前者高度与此瓶相近，颈部和圈足同样霁蓝描金，腹部六瓣瓜棱。不过瓜棱框格中只有三组花卉：牡丹、芙蓉和石榴，以及三组乾隆的御制诗句，每组各有两枚篆书印款，诗画花卉图案相间。后者尺寸略小、高34.8厘米，也是花卉与诗句相间。

值得注意的是三件大瓶均无底款。故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大瓶无款乃是技术原因所致：由于大件翻身困难，不烧年款是很可以理解的；即使有款，也多为后写。

然而，在已知的乾隆大型号粉彩官窑中，有款者为多数，有些体型比这件还大，也仍然有款。近日被媒体广为关注的故宫两件“瓷王”即是最好的例子。其中一件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将青花、五彩、斗彩、粉彩、釉里红等多种彩绘工艺集于一身；另一件粉彩天蓝釉开光大套瓶高73厘米，天蓝釉与青花纹饰互相辉映，工艺复杂。但两件“瓷王”均署有底款。另一方面，无款的小件瓷器也有不少。因此只从技术原因解释无款问题，就显得不是那么说得过去了。

相比之下，何翠媚的说法似乎更为巧妙：吹毛吹疵的乾隆皇帝，经常精益求精，不惜工本，要求御窑厂一再烧窑实验，直至烧造出满意的绝佳式样为止。因此，不烧款便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乾隆皇帝自命不凡，经常亲自干预御窑厂瓷器的烧造，并确定瓷器的造型、花纹、款识等，因而这个时期有些无款器物是奉旨不加款识的。如《乾隆记事档》中记载：乾隆十一年，“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倶不要款”。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交青花白地有盖壮罐一件并传旨：“若唐英照样烧造算盖架用，不必落款。”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仿前代瓷器，如宋瓷、明瓷。那么倘若原件无款，仿制出来的瓷器自然也就不会带款。而模仿宋明经典瓷器，正是清代官窑的一项特色和成就。这件清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在器型上与宋代青白瓷基本雏形一致，同时也透露出明代晚期御窑厂瓜棱形瓶的影响。从这个思路去看，是否也能为该器没款的原因找到某些线索？

再有，从存世官窑瓷器来看，清代祭器和供器往往是不署款的，有观点认为这是为求与前期器比肩，以达成真的目的。而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件粉彩齐蓝描金大瓶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另外两件一样，正是作为宗教祭祀之用。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告诉记者，清宫造办处的瓷胎画珐琅器物中也有一些是不加款识的。另据史料记载，故宫藏瓷目录中有一瓷胎画珐琅菊花白地小瓶，无款，有盖。而圆明园所茂的珐琅器物中，也有一些是无款的。事实上，明清官窑瓷器不具款的原因多种多样，并没有一定之规。

无款身价几何

既然官窑瓷器未必有款，那么款识也就不是鉴别一件瓷器是否为官窑的唯一依据。虽说一般而言，肯定是有款的瓷器市场表现更好，毕竟款识就像“身份证”，清清楚楚的表明了该瓷器不是没有来历的“黑户儿”。然而在藏家追逐的热门——明清官窑瓷器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虽然无款但时代特征明显的佳品，甚至极品。它们与同一时期的有款瓷器相比，存世量更少，反而弥足珍贵。在近年的历届拍卖会上，这类无款瓷器的成交价格已有不俗的表现，值得藏家关注。

近年付拍的明清官窑瓷器中，身价超过千万的共有三件，除去清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还有以1376万港元成交的明成化青花折枝蕃莲“八宝”纹出戟和以1096万港元成交的清雍正／乾隆斗彩垂肩如意瑞果纹梅瓶。前者以活泼生动的蕃莲枝叶搭配较正统严肃的八宝纹饰，手法难得，设计巧妙，令人称绝；后者则兼具明代的瓷艺精华和雍正、乾隆时期的艺术风范，在设计与设色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两件无款瓷均出自香港苏富比2007年春拍中的“花赏瑶华——巴黎名藏中国艺术收藏”，虽无“身份证”，却有眷好的出身。再加上无以伦比的艺术性，拍出高价实属意料之中。

来源：藏品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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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春季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只雍正粉彩蝠桃《福寿》纹橄榄瓶以4000多万元港币成交，创造清代瓷器拍卖最高价；而在同年秋季该公司的拍卖会上，一只堪称绝品的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式镂空花卉纹大罐，叫价至4000万元港币时便无人问津而流标；同时的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只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以3200多万元港币成交。

在2002年秋季北京一家拍卖会上，一只乾隆粉彩山水如意耳琵琶尊以1100多万元人民币成交，创境内瓷器最高价。而这只琵琶尊几年前的拍卖成交价只是200多万元人民币，也曾轰动一时。

回顾中国古董收藏的历史，人们一直以追慕高古为境界。到了清末民国，宫廷收藏陆续外流，明清官窑瓷器成为收藏对象，但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古董的收藏仍是以宋元及以前的高古器物为精神主流。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增长，元明瓷器价位开始攀升。90年代末，清代官窑、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彩色瓷系价位猛增，屡创新高。

这种现象颇有些令人揣摩之处。

清朝的皇家收藏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极至，皇家对高古的推崇影响到民间的博古之风。人们以高古瓷器为雅玩。清朝末年，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古董从皇家及士大夫手中转向江南买办新贵，转向东洋、西洋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明清宫廷器物工艺绝美，适应江南新贵和东西洋人的口味，改变了中国古董收藏的构成。明清瓷器开始在市面流行。但收藏的高境界始终还是高古器物。

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社会变迁，国内文物市场关闭，本土古董收藏偃旗息鼓，只有海外偶有交易。中国古董的国际价位无从谈起。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台湾、香港等地经济的腾飞，中国古董市场在伦敦、纽约、香港逐渐活跃起来。大量的交易物是明清艺术品，但顶尖的标志仍是以宋瓷为代表的高古器物。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至近两年，中国大陆涌现出一批古董鉴赏家和收藏家。他们在国内小试身手后，纷纷到境外参与竞投和交易。由于人数较众，出手狠决，其收藏倾向开始影响整个市场的走向。清代瓷器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彩瓷系列成为抢手热门，与这一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社会化的文物鉴赏和文物市场被禁止，加上经济体制的禁锢，百姓根本无从鉴藏文物。改革开放以后，文物市场也是最后开放的领域之一。而最早染指文物鉴藏的人士，他们最早可能接触到的古董就是被国家博物馆不看重的清代艺术品。清代艺术品、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瓷器无论在造型、色彩还是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也极容易被这些古董鉴赏的初学者接受。发表最多的学术成果，涌现最多的鉴赏专家也是关于明清艺术品研究的。所以，他们手握重金在市场上寻找的必定是他们最早结识的东西。而且，清代瓷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早期瓷器，更利于市场取舍和投资运作。康雍乾三朝的彩瓷是清瓷工艺的最高代表，在市场上最适合作为一个时代古董行情的标志。

从收藏者收藏方式来讲，这种局面也反映出新兴的收藏者与传统的收藏家的不同。传统的收藏家是因为爱好、家学或保存家业的意愿等来浸润收藏，新兴的收藏者则更将其它经济领域的投资方法移植到古董市场中来，更多地将文物古董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作投资前景的研究，更多地将文物古董鉴藏当作产业来建设，更愿意尽可能快地将最好最有价值的古董收入囊中。所以，在文物古董市场上，每遇佳品必定创造“天价”。康雍乾三代的彩瓷作为难得的古代艺术品，自然成为天价的创造对象。高古瓷器传世数量极其有限，虽然人们心目中仍然视其为天物，但总归难以企及，更不可能作为市场运作的对象。加上长期的封闭管理收藏体制的限制，高古瓷器的学术研究成果社会化不够，人们无从获知高古瓷器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判断的标准。象牙之塔，无以论价，所以就产生清代瓷器价格高于高古瓷器的现象。因为国内法律政策的规定，使高古瓷器进入市场的通道狭窄，使很多人士望而却步。作为中国古董收藏主体队伍的国内收藏者不能进入这一领域，自然就影响高古瓷器的价位。

清朝康雍乾三代彩瓷的异军突起，价位居高不下是一个历史现象。这里有文物收藏自身的规律，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有不同时代鉴藏者审美情趣的因素，有不同时代鉴藏者不同收藏投资方式的作用，但最根本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成长起来一批热爱民族艺术的有实力的收藏者和投资家的作为。他们对清朝宫廷艺术，特别是对康雍乾三朝彩瓷的热爱，使中国清代艺术品乃至整个中国艺术品的国际价位迅速提升。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关于中国艺术品的研究不断深入和社会化，随着中国新兴鉴藏者对中国古代文物的认知不断提升，康雍乾的彩瓷和清代其它艺术品的价位还将不断提高，但愿其它中国古代艺术品也能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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